外国人在中国，不能有特权

12月1日，第三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正式生效，最特殊的是将原本第二版的15位编码调整为18位，以后外国人凭借永久居留证基本可以享受身份证同等便利，为此国家移民局协调了26个部门，处理了很多细节问题。

也邀请拿到新版永居证的外国友人多多测试，发现哪里不能使用及时联系，一般一两天就能处理完。比如有拿到永居证的反馈不能正常注册北京市政服务的“京通”app，反馈之后第二天就解决了。

另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极为醒目的五星和长城元素，从此之后中国“绿卡”有了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五星卡”，以后就别说什么中国“绿卡”了。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广纳世界英才为我所用，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给符合条件的外国人以永居资格，这理所当然，而且从现实看，中国永居资格极其难拿。截至2022年12月，也不过发放了7千多张，而按照7普数据，不包括因出差、旅游等短期停留的，在华外籍人员共有84万余人，大多数居住在一年以上。

还不算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可见比例悬殊，一卡难求。

就拿12月1日“五星卡”颁发来说，当天全国一共颁发了50人，北京只有5人，包括研究西夏和华北佛教的人大教授索罗宁、加拿大国际学校校长道格拉斯·普雷斯科特，还有汽车设计师、体育教练，特别为人所知的是有“中国故事的英伦讲述者”“破冰者”之称的博主司徒建国，真名斯图尔特·威金。

司徒建国1982年出生，2007年牛津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来到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了16年，成年后在中国生活时间已经是母国的两倍有余，他完全见证了中国十几年的发展，为向英国乃至全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就算如此，他也在经历了整整16年才拿到永居资格，他激动地说，终于实现了他的“中国梦”。

但有一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中国给永居资格有一个潜在的规则，那就是爱自己的祖国，不能为了吹捧中国而诋毁乃至伤害自己的祖国，连自己祖国都诋毁的人没有资格获得中国永居资格。

司徒建国在拿到永居资格后也特别强调：他留在中国，并非不爱自己的国家，只是相比英国，更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异地、大城市闯荡，但绝不代表不爱自己的故乡，更不能接受外人对家乡的诋毁。

铺垫就到这，接下来要谈谈问题。

小镇坚决支持适度放宽外国人永居资格的发放，过去十几年才发出去7千多个，实在过严了，但前提是，外国人在中国不能有特权，中国人的国民待遇就是外国人能够享受的最高上限。

而2020年司法部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事实上在一些环节给了超国民待遇，而且也违背了立法原则，就算不被舆论顶回去，也要质疑这个条例的正当性。

而小镇所说的适度，也必须建立在不能有分毫动摇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之上。

所谓现代化，本质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情感和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且一体，有些人说大不了增加一个新的少数民族，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中国毕竟不是移民国家，通过几千年自然、历史、文化乃至战争、灾难、苦痛等等铸就的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国的根本，而外国人显然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按照2012年25部门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获得永居资格的外国人，“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简单地说，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获得永居资格的外国人享有一个中国公民能享有的所有权利，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够给外来者的最高极致，这也是中国一贯的以诚待人。

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获得永居资格，已经基本算准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享受了绝大多数中国公民待遇，但却未必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就决定了即使获得永居资格，也必然是有别于中国人的异质存在。

举个例子，司徒建国在分享时提到，北京5位新领到五星卡的外国人，其中有3位不会中文，这体现了中国虽然在永居标准上定得很高，但更加好客、更加开放。

但反过来也证明了文化上的不同。这与少数民族截然不同，在漫长历史中，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经历了很多共同的重大考验，比如共同应对外敌侵略，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就有不少来自少数民族，粟裕大将就来自侗族；而在新中国建立后，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国内建设，又或者后来的98抗洪、08汶川以及刚刚过去的抗击疫情，各个民族命运相连。

现在的中国，多民族已经形成了极为稳定的秩序。

外国人显然是例外，当然能够拿到永居资格的，都是对中国做出了贡献的，这也是任何国家给出永居资格的前提。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到中国的不同之处，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籍和永居资格，在全世界的含金量极高，自然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而我们内部仍然存在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就算中国人自己能够享受的国民待遇和社会资源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年户籍有所打通，但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户口含金量就不必多说了。

而外国人在中国，分布极其不均衡，以六普为例，当时全国外籍人士59万余人，但仅在北京、上海就有23万余人，约占40%，其他也大多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近些年随着各地普遍发展，外国人分布相比6普时有所分散，但也基本扩散到成都、昆明这类二线或省会城市。

如果忽视了国内严格的户籍制度管控以及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资源分配不均，直接给以外国人永居资格，并且享受常住地等同的公民待遇，这实质就是超越部分中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这一点就是小镇在2020年针对征求意见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

拿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为例，点一个关键的一条，第3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永久居留外国人纳入常住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常住人口服务管理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中国与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事情，都与“常住人口”绑定，包括意见稿中提到的职称评审、奖项，还有购买商品房以及参与社会保险、公积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等。

对外国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不看重，毕竟有没有入籍。

那么问题就来了，以北京为例，北京户口多难拿，就不用小镇废话了，而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通过永久居留资格后就本质获得了北京户口。

征求意见稿中获得永居资格的条件比中国人获得北京户口，有的条件要低，关键就是没有注意户籍和外国人分布的现实情况。

以第16条投资获得永居资格为例，规定“在中国境内投资折合人民币一千万以上”，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简单对比比美国要求的投资额还高，但中国外地人通过投资落户北京的条件是什么呢？

参照一个已经废止的办法。

2001年制定的《关于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2017年已经废止，现在暂无类似政策，当时想要获得城六区常驻户口的，第四条规定了投资渠道的条件，一共5条，必须都满足才行：

法定代表人、有住房、三年纳税总和达到300万、至少提供几十个本地就业等等。

就算按照17%的增值税，300万纳税折算为营业额起码得近2千万，雇用这么多员工就算按照北京职工平均收入，一年光薪资开支也得至少一千多万。

无论怎么算，投资额都远大于1000万，这还是2001年制定的标准。（对于现在投资落户政策，小镇并不熟悉，期待了解的朋友留言分享）

而且还有一点，明确规定“没有犯罪记录”，这一点现在仍然是几乎所有地方落户的必备要求，而2020年外国人永居的征求意见稿，对于“没有犯罪记录”并未规定，虽然实操中确实要求获得永居的必须没有犯罪记录，但是法条中没有规定，这就是立法的缺陷，显然是不对的。

更多细节不一一列举了，核心问题是，外国人永居这个条例，在很多方面都缺乏与国内法律体系的对接，无形中造成了很多可以被利用的漏洞。

想想看，就一个五星卡，国家移民局都需要对接26个部门，做了多年工作，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没有实现外国人拿着永居证就能享受与中国人等同的便利，何况其他呢？

比如外汇管制。

一名中国公民一年换汇上限只有5万美元或者与5万美元等价的他国货币，而2020年征求意见稿第39条，只规定在中国境内取得的收入，依法纳税后就可以兑换外汇汇往境外。

从法条规定上看，外国人不受5万美元换汇限额管控，这算不算超国民待遇？会不会造成外汇管制的漏洞？比如有人借助有永居资格外国人的这一便利，实现外汇资金大量外流？

立法当然不可能毫无漏洞，但肉眼可见的漏洞，必须提前控制住。

其实上面的问题，相比接下来要说的，还不算大问题，上面这些在实操中有很多办法限制。

但既然是立法，最大的问题是违背立法原则，这是绝不应该出现的。

谈到立法就要说《立法法》，2015、2018、2023年三次修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确定哪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资格制定的，除了全国人大授权以外，包括国务院在内任何部门、地方政府都无权制定。

对应的就是常说的“法律”，像今天说的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如果2020年征求意见没有遭到重大争议，通过之后，就不需要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

但是根据《立法法》第11条，有11项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力制定，第一项就是“国家主权的事项”，而给予外国人永居资格、享受绝大多数国民待遇，还涉及出入境管理等，显然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必须是法律才能规定的，一个行政法规有什么资格呢？

而且2020年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制定本条例”，就连出境入境都必须制定法律，那么远比出境入境涉及面更广的永居管理，怎么可以不是法律？就算制定条例，也需要在法律制定之后，根据相应法律原则进行细化。

而且在很多法条上，实际已经超越了《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的范围，整体更加宽松，不符合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的一般原则。

这才是从立法角度，最大的不妥之处，也不符合近些年立法原则和大势。最近十年多，特别强调的就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典型的就是“税收法定”，过去授权国务院指定税收行政法规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权宜之计。

让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的人，融入中国，这是大国崛起、民族腾飞必然要具备的，否则何谈走出去？

但最重要的始终是本国民众，必须自己人能够理解和赞同，不能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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